1949年2月，河南军区组建前后，陈再道在中原军区机关接受谈话。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场攻城战，也不是一次部队突围，而是离开并肩作战多年的野战部队，转赴地方主持军政工作。
这份安排让陈再道一时难以接受。对一名长期在前线带兵的将领来说，调往地方，容易被理解为离开主战场，甚至像是从进攻位置退了下来。陈再道后来回忆，自己“思想上也不太通”，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离开野战部队”。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陈再道早年便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皖根据地作战，后来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他打仗敢冲敢拼，常常亲临一线，部队作风也因此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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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49年，战争形态正在变化。大兵团决战逐渐接近尾声，解放区接管、治安恢复、剿除武装匪患，已经成为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现实任务。枪声没有完全停下，只是战场换了位置。
当时的中原野战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年5月，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成立，刘伯承、邓小平继续承担统帅重任。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整编和新的战略部署接踵而来，原有纵队干部也要重新安排。
在兵团司令员的人选上，杨勇、陈赓、陈锡联脱颖而出。陈赓资历深、战功重，担任兵团司令几乎没有争议；杨勇和陈锡联，则是在长期战斗中逐步证明自己的将领。
陈再道没有进入这一序列，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资历。早期革命经历中，他一度走在陈锡联前面，两人抗战后期都成为重要纵队指挥员。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战场指挥中对部队损失和整体协同的把握。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此前的羊山战斗中，第二纵队、第三纵队担负主要任务，陈再道负责统一指挥。战斗持续激烈，进攻一度受阻，部队伤亡也比较大。
刘伯承赶到前线后，对战斗组织提出严厉批评。他强调，指挥员不仅要对歼敌数量负责，也要对己方伤亡负责，不能让战士承受本可避免的牺牲。随后，战役指挥作了调整，陈锡联接手相关指挥工作。
这次教训，对陈再道的军事生涯影响很大。他是一员猛将，敢打硬仗，也能在危急时刻稳住部队，但兵团级指挥需要的不只是勇猛，还要能协调不同部队，统筹作战、补给和伤亡控制。
邓小平后来对他的评价，既肯定战功，也指出不足。大意是，陈再道作战勇敢、组织能力不弱，但团结和协调同志方面还需加强，兵团司令必须把不同部队凝聚成一个整体。这个判断，决定了他没有继续留在野战军担任最高一级指挥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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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地方军区并不是闲职。河南当时面临的难题，甚至比一场战役更加复杂。这里地处中原，人口密集，交通要冲，长期遭受战争、灾荒和社会动荡影响，地方武装和土匪问题十分严重。
1948年9月12日，邓小平、陈毅曾联名向中央报告河南情况，指出当地匪患猖獗，基层干部和南下工作人员屡遭袭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人员不敢单独行动的局面。新政权要站稳脚跟，必须让百姓敢出门、敢生产，也必须保护基层政权。
正因为如此，刘伯承、邓小平没有把调任看成对陈再道的冷落，而是把它当作一次关键托付。面对他的犹豫，老首长劝说道：“干部安排有统一考虑，这是一副重担，你还是担当起来吧。”
话说得不长，分量却很重。陈再道最终接受了河南军区司令员这一职务。此后，他面对的对手不再集中在一条战线上，而是分散在山村、道路和县乡之间，既有惯匪，也有残余反动势力，还有战争留下的社会失序。
单靠河南军区原有力量，任务并不轻松。1949年5月，华中军区成立后，中央和华中局进一步加强河南的军事力量，先后调入第四十二军部分部队、热河骑兵师等力量，原桐柏军区部队改编后的第五十八军也划归河南军区指挥。
兵力增加，意味着责任更重。陈再道后来感慨，自己参加过许多战役，除淮海战役外，很少有一次能够集中这么多兵力。大部队分赴各地，清剿、肃特、保护交通线和恢复基层秩序同步展开。
到1949年年底，河南境内的大股土匪基本被清除，许多受到破坏的基层组织重新建立，交通和生产秩序逐步恢复。陈再道没有离开战场，只是从前线冲锋的将领，变成了负责一省安定的军事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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