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团聚乐天伦
特赦后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方靖在儿子陪同下，来到儿子家中，和孙儿、孙女们团聚。
方靖的五个孙儿、孙女当时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五岁。方靖在押期间，孩子们都去看望过他，所以对爷爷是有印象的。现在爷爷回家来了，五个孩子立刻把他围在中间，最小的孙女甚至爬到他身上，亲亲热热地叫着"爷爷"。方靖再也忍不住了，泪水象棉线似的滚滚而下。他不仅十七年没有过家庭生活，就是在十七年前，追随蒋介石﹣﹣陈诚的三十年中，与家人子女团聚在一起的时间，算起来也不超过一千天。因为在他率部进川之前，总是把家眷留在"后方"，每年只回去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周。后来虽然在四川比较长时间的驻扎，前后算起来也有三年多，但是部队在整训，他又兼任了四个专区的警备司令，军、政事务冗繁，经常在各地穿梭巡视，加之受训、召见、开会等等，实际在家时间极少。所以他根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天伦的乐趣。现在骤然走进了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他的欣慰是可想而知的。
大约过了三天，北京市委统战部邀请方靖一家去北海公园览，孔庆桂等人也一同去了。方靖十分兴奋，带着孩子们登上北海高塔，还许愿说，在近期内要带孩子们游尽近郊名胜古迹。见方靖一家如此欢乐，既羡慕，又难过，因为李佩青与家人多年未通过音信；孔庆桂家在贵阳，牟中珩家在山东，杨光钰一家已去海外，下落不明。方靖见此情况，便与儿子商量，请他们四位到家中便饭。那四位欣然接受了邀请。
与沈部长叙旧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江汉军区敌工部部长沈德纯，已调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他一直很关心方靖的进步，常向先期特赦的人打听方靖在里面的改造情况。所以在方靖获得特赦后，便派政协干部老陈去约请方靖到湖北餐厅便饭，并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作陪。
沈主任要了几样菜和每人一份武汉有名的小吃﹣﹣豆皮，并勉强方靖喝了一杯啤酒。这是他当国民党营长以后四十年来第一次喝酒。
席间他们很自然谈起过去在荆门作战，以及在大洪山集训的情况。
方靖说："在荆门战役失败后，我曾再三反省失败的原因。论部队的素质，七十九军不可谓不强，论兵力，七个团亦不能说少。当时我只有归咎于十四兵团作战计划不周；蒋介石下野失去了战斗意志，始终不肯承认是主观原因﹣﹣内战不得人心。军心厌战是必败的根本，民心向背失去了作战基础，决不该埋怨某个人。"
宋希濂也说："当初荆门失守，我埋怨老方。但是，后来自己也束手就擒了，才明白决非某个人作战不力，关键在于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原来宋希濂最后官至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率兵十万，屡战屡败，退到大渡河时，只剩下一千多人。残部被解放军包围缴械，他缩在士兵中间企图蒙混过去，结果被他的士兵指认出来而成了俘虏。老方被俘在前，可以说少受了许多罪。我们到后来给养困难，上面发下的经费都是大块黄金，到那时，这贵重的财物却无处换粮食。即便不在大渡河被解决，也终不免饿毙！"
沈主任笑着问："据王陵基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给他几十万两黄金，要他设法化成小块，发给各部队作军需费用。他便交给重庆造笔厂去化成一两的、五钱的小块，每天大约只能化几百两。不知你们领到的黄金，是小块的还是四百两一块的大金砖？"宋希濂苦笑道："大小都有。平时大家爱财如命，到那时大家都面对大块黄金叫苦不迭！因为用黄金去换粮食，大块的不易切开，切开了又不知份量。因此谁也不知如何是好。"
在谈到大洪山的情况时，沈主任叹息说："当初我们很了解老方的个人历史，总以为他的本质比一般国民党嫡系将领要好一些，很想争取他做点工作。不料竟也如此顽固！"宋希濂解释："我们这些人从黄埔军校受训起，就灌输了满脑子的'不成功便成仁'思想，不这样也不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所以要我们很快转变立场是不可能的。"方靖也说："作为军人来讲，成功成仁的决心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为谁成功成仁。在荆门战场上打到最后，假如不是脑子里已有了疑问，那早就'成仁'了。"
沈主任说："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说到这里，他用筷子指点着方靖和宋希濂："你们在被俘时都想过要自杀，那样的死，就比鸿毛还要轻。现在你们获得了特赦，有了公民权，就是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了。今后一定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目标，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这样一餐或称之为顾旧瞻新的便饭，尽管是在餐厅吃的，于人情道理，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但是，过了不久，风云突变！
距这餐饭大约一年或更短些时间，"造反派"两次找方靖写材料，要他交代与沈德纯主任的"黑关系"。
元股证券:ygzq.hk"造反派"的逻辑是："沈德纯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为什么要请你这样一个战犯吃饭呢？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他请你吃饭是有目的的。你是国民党的将军，他是共产党的叛徒，是一丘之貉，互相勾结起来，准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必有一本变天账！他还请了大战犯宋希濂，这就说明搞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一定有反革命纲领！你快把变天账和反革命纲领交出来！你当然懂得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你现在可以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沈德纯嘛。只要你这样做，我担保你没有一点事，而且还可以受到优待。"
方靖听了，大吃一惊。他在改造机关关押了十七年，也曾写过许多人的材料。改造机关的领导从来都是要求他：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加个人成见或推测。他从来没有被"勒令"写过这样"推理性"的材料。但是，不写不行，他只好如实写了。
"造反派"看了方靖写的《关于吃饭问题》的材料后，竟勃然大怒："你写的都是些什么呀！尽是骨头，一点肉都没有！"方靖见对方虽然怒吼，却还攥着那份材料不肯松手，显然这"骨头"食之无肉，却弃之可惜，于是进而向他讨"肉"。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渡过几十年的人，即使再加上十条大喉咙吼叫，也是吓不倒的。方靖笑嘻嘻地请教："请问这'肉'从何而来呢？你看我这样瘦，浑身上下皮包骨头，要排骨倒是可以奉上……"
"废话！""造反派"真气得七窍冒烟了："我又不是飞禽走兽，要你的肉呀、排骨呀干什么？"但是他以下说出的话却不能帮他证明他并不是飞禽走兽："这'骨头'嘛，就是说……就是说没有'肉'，这'肉'嘛，就是有肥有瘦，吃起来才香。具体到你写的材料，就是光有经过﹣﹣这就是'骨头'，没有实质﹣﹣这就是'肉'了。实质嘛，就是要写上沈德纯如何利用这餐饭沟通你们之间的反革命感情，然后密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方靖忍不住插问："沈德纯不是共产党员吗？不是党内很有地位的干部吗？"不料"造反派"公然宣判："沈德纯是假党员！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已经被定性了！被打倒了！你不必顾虑他报复。大胆写吧，造反派给你撑腰！"
当方靖将第二份"材料"交上，"造反派"看到酷似第一份的复印件，便活象个皮球般的蹦跳着朝他吼叫："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如此，等等，伴着唾沫星子朝方靖喷射过来。方靖暗暗好笑，却抱着脑袋哼："我的头晕得好厉害，可能血压升到三百度了！"往床上一躺便闷声不响了。"造反派"转着圈子把他看了又看，象是在掂着分量。总算与飞禽走兽有点区别，还懂得这个特赦的瘦老头实际分量并不轻，于是"且战且退":"真他妈的橡皮墙！你这样抗拒决没有好下场！"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件颇有恶作剧性质的事总算到此闭幕了。
沈德纯主任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含冤去世。
方靖至今提起沈老还深感悲痛。他说："沈老如果健在，我相信他还能继续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是个军人，在战场上无愧军人的称号，他又是个政治工作者，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这样好的干部，竟被真正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叛徒、内奸所害，是令人很痛心的。"他承认：自己能够改造成为新人，原是在大洪山二十多天的战俘生活体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手机股票配资"文革"中的生活花絮
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展极快，一九六六年进入六月份，社会上已有动荡迹象了。全国政协机关无法分配第六批特赦人员去参加劳动，便让方靖等人由东四旅馆迁至政协礼堂对过的锦什坊街家属宿舍来住，与先期特赦的王陵基住同一门牌，但不同家属宿舍来住，与先期特赦的王陵基住同一门牌，但不同院。
两间北房，杨光钰和牟中珩往里屋，方靖、孔庆桂、李佩青住外屋。
全国政协机关的领导对他们说：这是临时措施，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他们不能设想这临时会有多长。但是无论如何，从大集体生活转到小集体生活，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诸如碗筷、面盆、暖壶、痰盂等等之类的东西，都得逐一添制。由于无长期打算，能共用的、公用的，都摊钱购买，做到了分文不让。尤其是尔后这"临时"随着形势而变得遥遥无期，他们又感到共用、公用不便，必须每人各备一份，在处理旧物及作价问题上，斤斤计较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抛弃了"将军风度"，活象一撮小市侩。
住进宿舍的次日晚上，李佩青召开小组会议，商议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等问题。他们觉得暂时不可能安排劳动，闲着拿政府的优厚生活费，于心不安，应该找点事做。最后决定把环境卫生包下来。这样既有利于群众，又可以补劳动课。于是从第三天起，每天早上四点半就开始打扫卫生。他们先从政协礼堂门前可容几十辆小轿车的停车坪打扫起，然后再回来打扫几个院子，包括院内的厕所。他们住在这院子里的几年中，环境卫生一直可以称得起模范，也曾一度得到群众的赞扬。
在学习方面，开始时还是由政协老任负责领导，比较有规律。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持续开展，政协领导有的被打倒了，有的靠边站了，有的忙于造反去了，方靖等人的生活与学习也就无人过问。一度把他们的生活费降低为三十元（造反派的"倡议")，还是在敬爱的周总理关怀下，两个月后才补发并恢复原数。
由于政协领导挂"黑牌"，饭前先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然后到食堂站着吃饭，而且每餐菜钱不准超过一角钱，使方靖等人看了十分为难。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些有功于党、有利于人民的老干部竟受到如此待遇，而他们这些有罪于党、有害于人民的人，倒可以随便吃坐，实在于心不安，要是照着这些老干部做吧，又有"牛鬼蛇神"之嫌，于是商量着自己起伙，在宿舍做饭。
这原本是两便之事﹣﹣既可以随意做可口的饭菜，又可以少跑许多路去食堂吃饭，但是，这样一件小事，却在他们几个人之中，引起了不小的矛盾。
最初，政协机关给他们一个煤球炉子烧开水，他们便利用这个炉子做饭吃。五个人各做各的，却用一个炉子，这就发生谁先做谁后做的问题了。
孔庆桂声明："我要先做﹣﹣因为我是长期病号。在秦城是受优待的，在这里也应该受到优待。"
此事唯独李佩青反对："老孔处处把尖，是军阀思想残余！"孔庆桂马上反攻："你动不动就扣帽子，是党棍作风的具体表现！"
别人都不开口，两人吵了几句也就拉倒。李佩青孤掌难鸣，只好作了让步。
说孔庆桂"把尖"，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冤枉他。这是他的"优越感"造成的。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炮兵科，在北洋军阀部队时，他是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抗战时期，他在六战区任队时，他是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抗战时期，他在六战区任炮兵指挥官，曾设计炮击宜昌日寇机场，炸毁敌机多架，以至一个时期，日机不能从宜昌机场起飞去轰炸重庆。这件事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在"国军"中被一般黄埔将领尊称为"孔老师"。
第二个做饭的自然让杨光钰了。他行动不便，必须照顾，这是任何人也没有异议的。剩下三个该怎么排队呢？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先发制人："老……老李是组……组长，最．最后做……老……老方第……第三，我第……第四！"弄得李佩青无法反驳。
当时不好开口的李佩青，却在此后频频发言﹣﹣总是催人快做饭，少做菜。事实也是：一餐饭按每份半小时计算，从十一点做起，轮到他来做时，最早也要到中午一点以后。这对胃口极好的李佩青来讲，实在苦不堪言。何况一炉火也烧不了那么长时间，往往到该他做饭的时候，却需要添煤及至于加木了。
孔庆桂在任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时，专门有个扬州厨师为他做菜。扬州小吃是闻名天下的，足见这位司令的嘴很馋。特赦后第二天就想吃鱼，自这以后自然不仅想吃鱼了，而且平时零食、水果也不断嘴。他患有高血压，不宜多活动（在秦城是免劳动者），因此不免常常要麻烦步履轻捷的方靖和身强力壮的李佩青代为购物。他也不忘小施恩惠，常常将代购的零食、水果分一点点给方靖和李佩青，要人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每餐要做几样菜，费火费时，耽误别人做饭，难免别人要提意见。他认为别人提意见犹可，方靖和李佩青是受惠者，不该再提意见。于是摔闲话了："我常常请你们吃东西，你们一毛不拔，真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嘛！"要不是方靖和牟中珩拦阻，李佩青就会给孔庆桂一记耳光。李佩青没有打成，又见那四个似有"军界抱团"之嫌，料想自己也斗不过，便忍下一口气，掏出五角钱放在孔庆桂的书桌上："我吃了你的东西，大约值五角钱。现在照价还给你吧。"孔庆桂反而气他："不！不！我常让你跑腿，不给点小费就是我剥削你的劳动力了。"
李佩青再次忍下一口气，第二天跑去买了两斤骆驼肉，切成大块，吃过早饭就放在炉子上炖，一直炖到中午也没有烂，使下面几个人都无法做饭。从此各显神通，那火炉几乎从早到晚，十七八个小时都闲不住！
他们的脾气都很执拗，谁也说不服谁。这时，每周的生活会也不开了，有意见不能公开讲，往往各自生闷气，谁也不理谁。有时方靖的小孙女去了，见他们都撅着嘴搭拉着脸，便天真地问："几位爷爷，你们都怎么了？"几个年近古稀的人，这才意识到脾气发得无聊，当着几岁的孩子，实在难为情，于是哈哈大笑，又和好如初了。
护理王陵基
正当"造反派"酝酿"夺权"之际，王陵基病情加重。政协机关整个领导班子瘫痪，李佩青和方靖只好去找"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这时正一脑子的"权，权，权"，哪里会过问？何况此事尚有"阶级立场"问题，更不肯管了。只说："你们自己照顾吧-﹣不好就送医院。"于是方靖、李佩青、牟中珩三人增加了护理王陵基的任务。所幸是一九六七年冬初，三个房间都有火炉，做饭还不甚紧张。
最初王陵基还能坐起，在房间里搀扶着也能走几步，但吃、喝、拉、撒、睡却要人护理。李佩青主张三人分班轮流护理；方靖也认为，他们与王陵基不住在同一个院子，可是王陵基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分三班轮流护理较好。后来三人太辛苦，孔庆桂自愿参加，又分为四班倒。岂知这位前国民党三星上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却并不领情，认为应该如此，每餐饭后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旧社会四川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要跑堂的拿擦脸的毛巾来。孔庆桂哪里能接受这一套！气愤地说："他把我们当成听差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李佩青也常有怨言。方靖做好好先生："算了吧，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些吧。"尽管如此，孔、李二人总是不能顺着王陵基的要求去做，所以王陵基对他二人也总是口出不逊之词。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王陵基已不能起床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自然又增加护理上的困难。后来又浮肿了，病情危笃，方靖等五人商量着，从丰盛医院请了一位医生来诊。大概医生用了推尿的药，服药后大量排泄小便。
有一次孔庆桂"当班"，中途跑回来换衣服，说王陵基尿了他一身，样子十分狼狈。李佩青自告奋勇："我去替你！"他去了不久也跑了回来："他妈的！他尿了我一脸啦！"于是两人都说王陵基是有意报复他们。
王陵基在大量排尿之后，肿是消了，病情仍然继续恶化。五个人又商量，决定借一辆平板三轮车，把王陵基拉到白塔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经过诊断，医生认为要观察观察。方靖等人还希望医生能收留他住院，所以一直耐心守候在急诊室。其实他们想错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一个战犯﹣﹣尽管是已经特赦了，总还是当作"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有哪个医生敢冒丧失"阶级立场"的风险，收王陵基住院呢？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孔庆桂值班，中途回房，把四个人叫醒："快起吧，快起吧！"众人惊问何事？他"哼"了一声说："我成了王陵基的孝子贤孙了！"大家这才明白："老王他……""对呀，老王寿终正寝了。"
深夜无法向机关报丧，也不能惊扰邻居，方靖等人悄悄来到王陵基房中，替他擦身更衣。
王陵基在大陆没有亲人，遗体火化后，骨灰盒寄存在八宝山公墓。方靖等人从八宝山回来，清理王陵基的遗物，将其变卖，山公墓。方靖等人从八宝山回来，清理王陵基的遗物，将其变卖，连同他的银行存款及身边现金，共计人民币五百九十九元八角六分，一并交给全国政协机关当时掌权的领导人。
方靖将王陵基病故经过及遗款数目，都详细记在日记本上。当时看来是多此一举，何必记此与己无关的闲事呢？却不料十年后，他的此页日记，竟成了唯一可以查考的依据。
一九八一年王陵基的大女儿王锡礼从美国回国来取亡父骨灰，自然要问起亡父生前遗物。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政协机关人事变动极大，加之"造反"阶段无账可查，这事看来很难向家属交代清楚，但是如果含含糊糊，肯定会造成恶劣影响。想不到方靖这本日记竟成了最权威的账簿，凭此向家属交代得一清二楚，使不远万里而来的王锡礼既满意又感激。
照料孔庆桂
一九六九年八月下旬某日，孔庆桂去西单购物，归途中在群才胡同口被自行车撞倒。当时骑车人将他送进附近医院，借口去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而逃之夭夭。后来还是医院通知政协机关，才把孔庆桂接回。
现在轮到方靖等人轮流护理孔庆桂了。他倒没有王陵基的架子，卧床以后每天除一磅牛奶外，别的什么都不肯吃。起初只认为是外伤，也因当时条件所限，没有积极治疗。
卧床数日后严重便泌，李佩青买来开塞露通便。这个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插准肛门，以至痛得孔庆桂大叫不已，从此拒绝使用开塞露，弄得牛奶也不想喝了。
一个月后孔庆桂病情恶化，驻全国政协机关的军宣队派人到宿舍探视，决定送去住院。但是两次送去，均被人民医院拒绝，借口是"没有床位"。在当时政治气候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军宣队亲自出面去与人民医院掌权者联系，强调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指出特赦人员按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是必须予以照顾的。这才被接受住院治疗，但是为时已晚。
军宣队又立即给孔庆桂的夫人白玉华去信，请她来京护理丈夫。白玉华回信说：准备即日起程。但因当时有规定：国庆期间，外地人不准入京。因此只能等到国庆节后。
十月三日早晨，方靖在病房值完一宵的夜班，等待牟中珩前来接替。孔庆桂连连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来。方靖安慰他："你安心养病吧，一半天嫂夫人就要来了，有她照顾，肯定你的病会好得快。"
方靖久等牟中珩不来，便回宿舍去找，原来牟中珩起床迟了，正在吃早饭。方靖便对他说："你赶快去吧，看来老孔的情况很不妙，你要多加注意啊！"
下午郑庭笈去人民医院探望孔庆桂，护士对这个前国民党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说："那个老头死了。刚才有个老头看着他，吓跑了。"她指的是牟中珩。又问："你怕不怕？"郑庭笈暗暗好笑，心想："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说给你听，倒会把你吓跑。"
其实牟中珩是跑回宿舍报信的。方靖等人闻报，急忙重返人民医院。此时孔的遗体已移往太平间。他们化了五元钱，才取民医院。此时孔的遗体已移往太平间。他们化了五元钱，才取得太平间看守人的同意，把孔庆桂遗体拉出来擦拭、更衣。
这位前国民党江阴要塞中将司令、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病逝时年七十七岁。
几天后，孔庆桂的夫人白玉华从贵阳赶来，受到驻全国政协机关军宣队的很好接待。特赦后孔和夫人始终没有见面，自然是件很遗憾的事。白玉华在北京停了两天，料理完一些事，取了孔庆桂的骨灰及遗物变卖后的现金加存款，共二百八十二元三角五分，回贵阳去了。
为杨光钰治丧
三个月后，即一九七○年一月五日上午，方靖等人在全国政协机关文史办公室学习，中间休息时，有人问到杨光钰的近况（因杨的假腿行走不便，很少出外活动），李佩青说："老杨发胖了。他爱吃猪肉，吃了又不活动，跟填鸭一样！"这话未免太刻薄，所以遭到许多人攻击。后来郑庭笈说要去看看杨光钰，大家也没有在意。不料他去而复返："唉呀，老杨死了！"众人大惊，急忙赶到宿舍，只见杨光钰横倒在床上，他的一条假腿已经解开。从现象上分析，有可能是突然感到不适，想要上床躺下，但已来不及了。方靖揽摸杨光钰的身体尚有余温，便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让人去报告军代表。全国政协机关即派车来将杨光钰送到人民医院要求抢救。医生检查后摇摇头："不行了！"
又是方靖、李佩青、牟中珩三人替杨光钰更衣，擦拭，送八宝山火化。因为这位终年七十一岁的前国民党第二军中将副军长在大陆没有亲属，只得将骨灰寄存公墓。他的遗物变卖后所得现金及银行存款共六百八十八元三角，上交给全国政协机关当时的领导。
所遗憾的是：杨光钰在海外的亲人，至今没有信息。
王陵基是一九六五年第五批特赦第一名。特赦后一年多时间里，曾写过一些颇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一九六六年六月份，他对方靖说："我还有一些材料要写。"但是此后情况的发展，已经不容许他再写了。这个蒋介石的同龄人在国民党上层日久，与蒋介石接触颇多，所以肯定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对了解蒋介石其人及其集团的内幕，以及他参预或耳闻目睹的某些情况的真相，会有极大的帮助。孔庆桂、杨光钰特赦后，几乎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这就更可惜了。
在这之前的一两年中，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廖耀湘等人都相继病故。由于政治动乱的影响，都没有举行追悼会。除溥仪外，也都没有在报上发布讣告。尽管如此，比起成千上万老干部在此一时期挨斗、抄家以至惨遭迫害等等，仍旧是很优待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六六年"八一八"红卫兵运动，一些受蒙蔽的中学生走上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挨门挨户抄家打、斗，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程度。但对于这些起义、特赦人员的家庭，却丝毫没有碰一碰，这都充分说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始终深入人心，连这些政治上十分无知的孩子，也懂得应该对这些人员持谨慎态度。
方靖（1901年—1990年），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毕业。原名柳溪，别字海漾，江苏江都人。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三期毕业，先后任第七十六师副师长，第十三师师长，第十八军副军长股票止盈，暂编第九军军长，第六十六军军长，第七十九军军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湘北常德会战、桂柳会战。1945年后任四川内江、泸州警备司令。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任湘鄂川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2月在湖北荆门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6年4月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7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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